告别大众体育时代?

李江树 摄 刊登在1940年健身杂志《健力美》上的健身房广告。今天健身产业兴起的条件之一,在于身体管理的责任落

  告别大众体育时代?

  今天健身产业兴起的条件之一,在于身体管理的责任落在了个体身上,这与近代中国人成为“现代”身体过程中的大众体育形成了差异的对照。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,往往是由国家教导并规训个体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健康的公民。

  现代健身房和训练项目出现之前,东西方的体育锻炼历史都有类似的困扰。在18世纪后期的西方,新兴民族国家为本国公民柔弱的身体而感到不安,正如20世纪初,中国面对虎视眈眈的邻国忧虑自己的民族体质。体育馆的兴起,旨在为国家锻炼更好的劳动力,训练优秀强壮的士兵,也负担起儿童体育的教育责任。19世纪中叶以来,健身房迅速普及和成熟,成为当时欧洲众多的社会变革之一。

  身体从来不只是自己的,也是高度社会化的产物。但大众体育总是自上而下、以国家为尺度展开的身体管理吗?健身产业的强势意味着大众体育的衰落吗?让健身回到私人空间的健身APP,会带来真正的改变吗?  

  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

  廉价体育:真正的大众健身?

  当代中国健身画卷中,最具公共性的一隅,恐怕是广场舞大妈和公园养生大爷的日常锻炼。这些上一代人的健身方式,有时会与扰民、集体划一的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,却又尖锐地透露出城市健身所面临的困境:城市对健康意味着什么?谁为我们的老年负责?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?

  不同于健身房里的“健身”概念(往往涉及器材使用、塑造肌肉的有计划训练),廉价健身总是与广泛意义上的体育运动联系在一起,是一般人为增强体质而从事的体育锻炼或是公共性运动。

  新中国有一套完整的大众体育方针,其初衷与全民健身和国防体育的目标相关,强调了体育为生产、为国防服务。20世纪50年代,广播体操风行天下,依靠行政手段推广开来,是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参加人数最多的群众健身活动之一。不同于健身房的锻炼逻辑,在这种健身运动之中,个人的身体发展和美感诉求不受重视。

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普及的运动都是廉价项目,少有场地的制约,成本低,易于铺展开来。这些项目富有时代感,有不少是随着竞技体育在国际上获得成绩而繁荣发展起来的。20世纪60年代,乒乓球、游泳健身规模浩大;70年代,长跑成了群众健身的新潮流;步入80年代,群众健身开始讲究科学,小型健身器材不断涌现,运动前热身、运动后的营养等相关知识得到普及。而中国健身与世界同步的时刻,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到来。

  大众体育的身体管理并不将身体作为唯一的对象,相比如今健身房里的中产身体展演,大众体育的区隔性更弱,娱乐性更强,更强调运动中社会关系的互动和融合。作为爱好或集体项目的体育运动,既不完全是为了赢,也不完全是为了强身健体,而是某种身体艺术,一种技艺,或是一种游戏。参与大众体育的个体,经历的是融入动态结构的过程,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结构相类似。

  健身房时代,中国人的运动

  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时代,不够个性化的大众体育开始失色。“储蓄金钱不如储蓄健康”观念流行之下,中国人接触到了五花八门的健身方式。不过,早年健身市场上只有器械训练和健美操为主的跳操房,参与健身的人也往往被视为有钱人。

  伴随外国风潮的流入和电视的普及,同样是廉价健身的健美操开始流行,这标志着中国健身潮的新开端。美国影星简·方达(Jane Fonda)的健美操引入中国后引起轰动,本土的“马华健美操”也一度风靡,在家跟着录像带跳健美操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健身。

  健美操与今天“健身热”的相似逻辑在于,变美取代了健康,成为了健身的主要目的,女性则为塑造自己身体的曲线美而选择运动。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,健身房的真正普及与健身热的到来,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深入而真正展开的,也伴随着身体的数据化和塑身的科学化而迅速升级。

  相比西方,中国的健身房文化来得迟而迅猛。西方的健身房及健身器械已有120年的发展历史,而西方健身器械的大规模商业化则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。19世纪50年代,詹德医生受医疗体操启发研制的运动辅助机械是其雏形。最受欢迎的健身器材之一跑步机(treadmill)历时更长。在成为时髦的健身器材之前,跑步机曾是一种残酷刑具,在英国各地的监狱之中长期广泛使用。在19世纪末,《纽约时报》记者对健身房的描写依然显得陌生而异化:“每一件设备占据一间装置精良的大房间,这些房间里机器依次排开,外行人一看还以为是精心设计的刑房,而非医生的办公室或健身房……”而如今,健身房作为一种自我强制、自我上瘾的运动方式,已成为都市中产生活的标志。对于中国人而言,健身房的健身行为作为一种透过计量达成的现代健身方式,并未沾染上世纪布满位置机械的刑房印象,而更接近于一家让你自愿前往的医院,在这里,“身体就是代表能力的数字的集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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